宣教士是這世界上不配有的人(II)

基督教神學家特土良(Tertullian, 155-22)的名言: “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”, 對我們身處在太平盛世的基督徒實在很難想像. 但是如果我們回顧基督教的歷史, 我們不得不承認, 基督教的福音能夠廣傳到今天的局面, 著實有太多的人, 不計自己的生死, 為了福音的緣故, 擺上一切.

不談別的, 單單就以19世紀初到二十世紀初, 由歐美來到中國傳福音的宣教士, 命喪在中國的就不知有多少. 舉例來說, 在1900年發生在山西的義和團血案, 總共殉道者有189 人. 當中, 竟然有52位殉道者(27.5%)是宣教士的子女. 在189位殉道者之中, 69位(36.51%)屬於內地會, 35位(18.52%)屬於宣道會.

1865年, 戴德生先生創辦中國內地會, 招募大批宣教士前往福音未及的中國內地, 因此, 內地會當時有最多宣教士在當地事奉, 傷亡人數自然也最多. 同樣的, 宣道會在1887年成立時, 認為不該參與東南沿海省分的事工, 倒要到偏遠的地區發展, 就進駐到中國偏遠的山區和內陸, 於是導致宣道會的宣教士在義和團之亂傷亡重大. 就國家而言, 英國宣教士死亡最多, 瑞典居次, 美國第三.

在死亡的宣教士子女當中, 其中8人還未滿週歲, 29人只有一至五歲. 他們小小年紀就追隨父母到中國宣教, 卻無辜遭殺害. 父母在危難中無法保謢他們, 只能眼巴巴看著子女死去, 我們可以想像這一些為人父母者的宣教士是何等傷痛難過. 可是他們在死前卻沒有仇恨, 反而是為他們的死, 而覺得很值得. 這正如聖經裡面一句話: “耶穌說: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: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, 仍舊是一粒; 若是死了,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.” (約翰福音12:24).

在義和團血案受難的宣教士曾經留下這樣的話: “這場暴亂過後, 請差派更多人來中國, 見證上帝的慈愛.” 來自美國俄亥俄州, 年輕的女宣教士貝如意(Susan Rowena Bird, 附圖), 在寫給他家人的遺書中有這麼一段話: “倘若你我從此訣別, 請記住, 我沒有後悔來到中國, 神是知道的, 究竟我有沒有為他找回一個失喪的靈魂, 我們為他而來也為他而去, 我所最愛的, 再會吧…”

還有許許多多的宣教士, 也在受難前, 寫下了感人肺腑的遺言. 來自瑞典, 33歲遇難的Carl Lundberg就寫道: “我們是為主而活, 也為主和中國而死. 雖然地上的通路是截斷的, 但通往主的道路是敞開的.” 一位來自美國的牧師寫道: “如果死亡是我事奉主耶穌最好的途徑, 那麼我已經準備好迎接死亡.” 一位來自澳洲的宣教士則寫道: “我像是一頭公牛, 或用我耕田, 或放我在祭壇上, 我都準備好了. 我們的血會像水泥做成的地基, 神的國度在這地之上綿延…..”

義和團血案之後, 來華宣教士不單沒有減少,反而迅速增加. 1900年, 來華差會有61個,1906年有67個, 13年後增至130個. 1900年,傳教士有1,500人, 1905年有3,445人, 1914年增至5,400人. 在這同時, 華人傳道的比例 也大為提升. 1918年, 華人傳道佔全國同工35%, 1923年增至41%.

我有一位宣教士朋友, 曾經帶著全家在有稱為基督教墳場(graveyard of christianity)的北印度傳福音多年. 在一次他回美國的時候我跟他碰面, 跟他談到如何幫助宣教士的事情, 他的回答讓我極為驚訝. 他帶著太太, 兩個女兒, 在一個隨時有生命危險的小城市裡面傳福音. 除了忍受生活的不方便, 天氣的濕熱, 環境的髒亂, 不時的斷電, 24小時不停止的廟宇的吵雜音樂, 女兒日益嚴重的皮膚病也讓他們極為困擾.

他在美國本有很好的工作跟未來, 但卻堅持守在北印度, 回應神對他的呼召. 他淡淡的跟我說: “其實生活上的艱難對他來講都過得去, 環境的不安全他也不害怕, 但是有一件事情卻讓他恐懼, 他常常想到自己是在世界的一個角落, 已經被遺忘. 所以每當有接到弟兄姊妹的電子郵件, 還是問候卡片的時候, 是他最快樂也是最得安慰的事情…..”

親愛的弟兄姊妹們, 我們平常的生活很容易習慣於固定的路線跟模式. 從家裡到教會, 從教會回家裡. 在教會裡面參加各樣的培靈會, 興奮特會, 退修會, 研習會, ….. 日復一日, 年復一年, 一”會”接一”會”, 真理已經紮根, 聖靈也已充滿, 異像也看見了, 卻仍在原地踏步. 究竟有多少神兒女跟神的教會牽掛身處在黑暗大地的宣教士, 願意跟他們連結, 願意幫助他們? 讓我們切勿忘記這一群隨時可能受逼迫, 入監牢, 甚或捨命的福音尖兵. 祝福你.